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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復制的著作權法制度應對: 從機械復制到云服務
楊明     2021-03-17 14:00:48
問題的提出
 
既有研究在探討構建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的必要性時,思路大同小異:因為私人復制會導致著作權人利益的減損,互聯網時代情況更為加劇,故為了恢復利益衡平,當務之急是建立補償金制度。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解釋非常不充分,補償金制度在理論基礎、征收標準、雙重付費等方面受到的質疑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解答。而且,補償金制度自身存在的上述諸多缺陷,使得我們有理由懷疑其高昂的運行成本以及導致的消費者剩余減損可能反而會大于該制度帶來的生產者剩余(即著作權人的獲益)增長。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尤其是云服務日益成為主流的網絡生態,私人復制和著作權保護之間的關系必然與機械復制時代存在云泥之別,物質基礎的改變使得建立補償金制度之必要性更加值得懷疑。因此,我國第三次修改的著作權法未采納建立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的建議,未必不妥。
 
基于此,筆者擬在考察私人復制進入著作權法視野之歷史脈絡的基礎上,從“著作權賦權”的基本原理出發,立足于市場原則這一理論基石,嘗試厘清著作權的邊界、私人復制與著作權保護之間的關系;進而遵循技術變遷的思路,一方面努力廓清機械復制時代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的理論缺陷與實操難題,另一方面緊扣市場原則,分別觀察和判斷私人復制在數字時代、云服務時代的“命運”,希冀論證新修訂的著作權法未采納構建補償金制度之建議的合理性,并就我國現行立法調整私人復制行為時的解釋和適用提出創見。
 
著作權法應對私人復制的理論基石:市場與復制
 
“市場”因素在著作權制度的理解和適用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將著作權法的具體制度和條文置于特定的市場結構之下進行解釋和分析,我們才能回答“為什么需要該制度”“為什么應如此設計”這樣的本源性問題,從而避免陷入立場導向的解釋論之爭。強調著作權保護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在“市場原則”的基礎之上,旨在揭示著作權賦權是為了在權利人、作品傳播者及消費者之間合理分配作品傳播所生之利益。忽視著作權法與市場之間的緊密關系,不在市場中考慮作品的傳播行為,其結果必然是任何在技術上可被稱為復制的行為都會受到著作權的控制,而這樣的制度安排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在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市場”的正確認知至關重要。
 
機械復制時代,作品傳播必須借助于有形的載體,所以在此技術階段,著作財產權體系的建構必須圍繞著對復制的控制而展開,其他諸如發行、表演、廣播、改編、翻譯等行為,對作品所產生的傳播效果都可以被理解為是立足于“復制”的。如今人類社會已步入互聯網時代,但著作權法可以說仍然是以機械復制時代的概念和制度為基礎,即使司法上越來越多地需要解決互聯網環境下作品傳播所產生的侵權糾紛,也是通過擴張解釋“復制”“向公眾傳播”等概念來滿足裁判之需的。
 
綜上所述,著作權法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是機械復制產業化之后對著作權保護之訴求的制度回應,但是,著作權賦權只是為了使權利人得以控制市場,而非令其有權控制一切復制行為;簡言之,只有行為人構成向公眾提供作品(即傳播作品,而無論行為人是否實施了前述那些準備行為)時,著作權法才有介入的必要和實際意義。而對作為與市場行為相對應的私人復制行為,著作權法真的有必要作出制度回應嗎?
 
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的理論缺陷與實操難題
 
由于引發補償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復制設備與介質的家庭化使得私人復制的量化并產生規模效應成為可能,因而各國很自然地選擇通過“技術手段”以復制設備和介質作為計算補償金的物質基礎。將私人復制補償金的計算與復制設備與介質相關聯,采用“征稅”的制度配置形式也就順理成章了。但既有研究都沒能解答將“庇古稅”施加于私人復制行為是否會產生科斯質疑庇古的處理方式時所提出的問題。
 
庇古為矯正經濟行為的負外部性而提出的政府干預,至少是建立在對社會和私人凈邊際產品的收益率與價值的深入分析之基礎上的。但問題在于,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的構建是否經得起這樣的考驗。筆者認為其存在如下之理論缺陷與實操難題:其一,對私人復制征收“庇古稅”的理論基礎備受批評。其二,征收主體與補償金制度的性質不匹配。其三,補償金征收主體的運行效率問題。其四,補償金的計算難題。其五,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造成雙重付費問題。
 
基于以上諸多問題可以看出,無論有多少國家已經建立了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都不意味著該制度的正當性、合理性與必要性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更何況我們看不到有關該制度運行效率以及權利人最終受益多少的實證支撐。不過,好消息是,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替我們消解了上述理論難題。
 
數字時代被壓縮的私人復制空間
 
作品的數字化利用導致作品傳播無需依賴有形的復制件,只要能觸及作品信息即可實現利用,因此,著作權人實現和計算經濟利益的基礎從過去的復制件轉變為現在的“接觸渠道”;與此同時,數字技術也使得著作權人有能力控制接觸作品的渠道,從而按其希望的方式引導用戶流量。由此可見,在數字時代,著作權人有能力不再僅僅滿足于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所能帶來的些許額外收益(更何況還有上文論及的那些制度運行效率問題),而更看重對“接觸渠道”的控制。無論作品以有形載體的形式傳播、抑或以數字化的形式傳播,著作權人都可以采取版權保護措施來對抗私人復制。此外,數字技術的發展對復制設備和介質的相關產業也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社會公眾對復制設備和介質的總需求是下降的。
 
作者創作出作品后實現其著作權價值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是交易作品本身(即著作權轉讓),二是交易發行作品載體的權利(即著作權許可)。為了最大化地實現自身利益,著作權人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盡可能地控制這兩種途徑。在數字時代,作品主要在互聯網環境下傳播,著作權人采取技術措施來控制接觸作品的成本大大降低、同時效率顯著提高,因而被著作權人越來越多地所采用。傳播市場的擴張擠壓了私人復制的生存空間,補償金制度在數字時代自然也就越來越沒有適用的余地,即使網絡用戶還想像機械復制時代那樣將作品存儲到特定介質之上供個人使用,著作權人也會盡可能地利用技術措施來防止無償使用之情況的發生。
 
云服務:壓垮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較于之前的互聯網環境,云服務在作品傳播的市場結構方面更加復雜,由過去的三方主體變為四方主體。云計算技術帶來的是商業模式的變化,而著作權法所要解決的是調整制度及其運行以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從而確保新技術給社會整體福利帶來增量收益。具體到云服務模式下作品的復制、傳播與控制問題,我們應當從云服務的技術特征出發,分析由著作權人、內容平臺經營者、云服務提供者、用戶這四方主體所形成的市場結構,從而劃分作品傳播的市場與非市場行為;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對云存儲的著作權法性質的審視,探討著作權人對作品的控制與私人復制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判斷云服務技術背景下私人復制在著作權法中的命運。
 
私人復制的產生原因在于復制設備和介質的家庭化,除此之外,筆者認為私人復制的出現實際上還需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個人對作品利用方式的偏好,二是著作權人限制個人獲取作品的成本過高。而在云服務時代,這些條件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將無限限縮私人復制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此趨勢看來,著作權法未納入私人復制合理使用補償金制度顯然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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